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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名的翻译显然是失败的，因为影片的关注点既不是“窃听”，也不是“阴谋”，而是由对话引出的关于自我与他者之间暧昧含混界限的探索。但往往观众会期待一些更复杂更具普遍指向的影射，尤其在水门事件之后，于是出现了一批指责影片缺少社会学的集体意识的声音，可是这种控诉是荒谬的，因为科波拉从一开始就将影片构思成一种非政治性的，纯个人的行为，这也就同时反驳了那些试图拿《放大》来贬低本片的企图，尽管前者与本片的相似之处是明摆着的，但也仅此而已，科波拉聚焦的不是泛化的意识形态陷阱或者存在主义困境，他的技法和叙事是纯私人化的表达，仅告诉我们一个有罪的人如何与他人的罪行产生联系。科波拉将一段对话的音频反复播放，反而却一步步推进了信息层次的递进和对真相的全面解释，如此浪漫化的不着痕迹使窃听行为回归其最原始的形态——忏悔